用各种关税手段对中国制造进行打压，就能让制造业回流，让中国制造能力变弱吗？中国企业如何算是“真出海”？越南、印度等国是否有可能取代中国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质量发展研究院客座研究员，天津大学兼职教授林雪萍在近日出版的《大出海：中国制造全球出征的关口和突破》一书中，通过走访调研了分布在全球各地的越南、泰国、德国、匈牙利、墨西哥等海外工厂，访谈了200多个海外亲历者后，提出了“真出海”和“假出海”的概念，解释了为何的“关税大棒”总会落空。

林雪萍在接受长安街知事专访时指出，之所以打不赢关税战，背后是的制造业发生结构性衰退的现实。这种衰退并非单纯由于贸易政策失误，而是因为其生产结构发生了变化。“关税大棒”过去无法留住的制造业，而在当下、在未来也一样也很难大规模回流。

知事：您在《大出海》一书中提出了“真出海”和“假出海”两种概念非常新颖，如何区分企业是“真出海”还是“假出海”？

林雪萍：“真出海”与“假出海”的区分，并无褒贬之意。它只是强调企业全球化能力的建设和战略远见的思考。

过去很多中国企业通过出口将产品销往全球，但这些企业更多是依赖于简单的出口，甚至是代工生产，这种模式其实并没有充分跟目的国有太多的接触。

然而，“真出海”则要求企业在“地理空间”、“价值链空间”和“认知空间”三个维度深度扎根在当地，往往还要在海外建立工厂。这个过程不仅需要跨国运营的经验，还要应对许多新挑战，比如建立本地化供应链、融入当地文化和法规、与当地员工合作等。

举个例子，联想是较早成功“真出海”的企业。2005年收购IBM后，联想成功进入全球最难打的市场——。在过去20年，联想在以及全球建立了完整的市场营销体系和渠道，且在市场持续保持领先地位。它有80%的产品在中国制造，但近80%的销售则在海外完成，将中国制造与全球市场深度连接在一起。

再比如浙江甬金这家不锈钢公司，通过真出海，获得了战略能力。它在国内并不是海尔洗衣机的供应商。然而在越南，它建立的工厂则抓住了新的机会。得益于海尔越南洗衣机发展本土化供应链的需要，甬金的不锈钢成功地挤掉韩国浦项，成为海尔越南洗衣机的合作方。

图1：海尔AQUA越南工厂（图源：海尔官网）

“真出海”不仅仅是为了降低成本，它标志着企业战略转型的根本性变化：从一个中国本土化企业向全球化跨国企业的转变。企业需要在全球不同的市场中构建新的运营体系，迎接一个伟大的转变时刻的到来。

知事：面对逆全球化趋势，您提到“全球化并没有减速，甚至在局部地区加速”。您如何定义当前的“新全球化”？对于中国企业而言，这一趋势意味着怎样的挑战和机遇？

林雪萍：当我们提到“逆全球化”时，这个概念天生带有中国的视角。过去20年，中国确实成为了世界工厂和全球供应链的核心枢纽。但如今，供应链正在分散、转移到不同国家。这种变化并不意味着全球化减速。如果站在月球看地球，某些地区的全球化步伐正在加速。

比如，越南和墨西哥等国都在积极扩张制造业基地，非洲和东欧一些地区也迎来了规模化的工业化进程。全球各地的工厂就像烧热的大锅一样，沸腾得四处冒泡。而中国工厂则是这次全球供应链重构中的关键力量。

而“新全球化”其实是一个全球工业平均化的过程。曾经的棕榈油出口大国印尼，正在通过加强本土加工产业来推动工业化。例如通过镍矿加工留在本地，促进它的电动汽车新产业。新全球化拉高了全球工业化水平的基线，而这种能力跟中国密切相关。

图2：五菱印尼工厂资料图（图源：视觉中国）

对于中国来说，出海投资、建设海外工厂仍面临不少挑战，比如合规性、劳动力成本等问题。“认知空间”的能力不足，是中国工厂在海外经营的一个长期挑战。不过，中国在过去十年，在智能制造和数字化转型方面的进步，正在为企业提供更多的支持。这种数字化能力成为中国企业走向全球化的新优势。

知事：近年来频频通过关税保护其本国的制造业。您在书中用美日制造业交锋的历史，指出贸易战不会对本国制造业形成保护，对日本的打压，反而推高了美日逆差。如今对华关税战中也出现了这种现象。这其中的原理是什么？

林雪萍：我们要把企业收益、民众收益和政府意图，这三者区分开来理解。政客所说的话，未必就能真实地反映企业的意图。对于他们而言，往往需要一个外部替罪羊，来转移其国内通货膨胀等经济问题的焦点。

贸易逆差则成为了一个便于政客利用的政治工具。它往往被引导成大众失业的真凶，从而在锈带的大众心理诉求有着很大的市场。

至于的贸易逆差为何反而增加，我们要看的进出口总额及比例，而不仅是逆差的数字。

这一轮出海，许多中国企业开始是在被动的情况下出海将工厂转移到越南或墨西哥等地。如果工厂不迁移，可能就没有订单。然而工厂转移后，经过二次加工，商品成本也被提高了。这些成本最终都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也使得贸易逆差增加。

图3：2月13日，总统特朗普签署备忘录，要求相关部门确定与每个外国贸易伙伴的“对等关税”（图源：视觉中国）

《大出海》有一个章节专门讨论了日本企业在1985年出海的情况。从当年美日交锋的历史中也可以看出，打贸易战无助于夺回行业竞争力。

当年，对日本发起贸易战的目标是挤压日本的汽车、家电和芯片产业，以恢复在这些领域的竞争力。

然而事实证明，这种政策并未成功地帮助夺回芯片市场。因为日本存储芯片技术非常强大，最终芯片制造商如英特尔和德州仪器也未能在存储芯片领域取得主导地位，而是转向了计算芯片和模拟芯片领域。

而之所以打不赢关税战，背后是的制造业发生结构性衰退的现实。这种衰退并非单纯由于贸易政策失误，而是因为其生产结构发生了变化，找到了更高的价值来源。

一方面，过去20年，通过将生产基地外包到成本更低的国家，并通过信息化和高科技产业的领先地位，获得了更高的经济效益。可以说，的IT高地和中国制造洼地，二者的结合促进了全球化的繁荣。

另一方面，的制造业人力成本高昂，在成本竞争上天然处于劣势。如今采取的关税保护政策虽然短期内可以保护本土某些行业，但长期来看，这种策略会扭曲市场竞争机制，导致效率低下。

光伏产业就是一个例子，虽然政策上有所支持，但其产品价格仍比中国贵30%以上，影响了市场的竞争力。英特尔也充分体现了这种矛盾。它是芯片法案的最大受益者之一，获得了80亿美元的政府补贴。然而公司仍面临巨大的亏损，CEO去年底也因此辞职。

这说明，即使有了补贴和政策保护，制造业的竞争力依然受到结构性问题的制约。“关税大棒”过去保不住的制造业，在当下、在未来也无法取得胜利。

知事：受中美贸易争端的影响，以越南为代表的东盟国家成为中国产业转移的目的地。越南是一些外媒鼓吹的“中国替代国”之一，为什么一些西方政客和媒体热衷于炒作“越南将成为下一个中国”？越南未来是否有可能取代中国，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

林雪萍：外媒这种“替代国”的炒作，带有某种幸灾乐祸的情绪，且通过创造一个新的“神话”，希望看到中国的竞争力受到挑战。越南、墨西哥和印度等国家都曾被推上“谁能替代中国”的舞台，不过是为了迎合西方的政治氛围。

越南这几年经济确实取得了不错的进展，在2024年，其GDP增幅达7.09%。此外，越南的汽车产业也有显著增长，去年汽车产量达到约50万辆，相比前年增长了22%。

然而，越南不太可能复制中国而成为“世界工厂”，二者依然有着巨大的差异性。

从地理看，越南是一个狭长的国家，这限制了其产业的纵深发展。越南的经济主要集中在北部河内附近一带，以及南部的胡志明市周边。北部和南部地区在供应链和运输网络的整合上，有着诸多的限制。

再加上越南只有约1亿的人口，无法像中国那样形成一个巨大且纵深的市场来支持产业的高效运作。

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忽视越南对中国产业的“挖墙脚”效应。虽然越南不太可能取代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中心，但它确实带走了大量中国的产业，这可能会影响中国的就业市场，并可能导致技术流失。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关注和应对。

知事：您提到中国制造企业要从“守住世界工厂”转变为“全球供应链领导者”，具体而言，企业在这一转变中需要优先解决哪些核心问题？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国家在支持企业出海方面还有哪些改进的空间？

林雪萍：随着“全球化2.0”的到来，全球格局已经从超级工厂向分布式工厂转变。中国要利用既有的优势，成为“全球供应链的领导者”。

《大出海》一书提供了了一个“321”的思维框架。除了三个空间之外，企业需要具备两种能力：一是供应链属地化的能力，二是组织国际化变革的能力。这意味着，我们不一定要把所有生产都保留在中国本土，而是要在全球不同地区建立合适的供应链。

例如，中国的家电企业如海尔、TCL，已经开始在全球扩展，如果国内做冷凝器的企业不跟随这些大企业走到全球市场，可能会被其他供应商取代。因此我们需要在全球完成供应链属地化，这也是卡位价值链的关键时刻。

“321”思维框架的“1”则是指一个系统，也就是中企出海的国家系统级能力。例如，中国在海外，需要有一个强大的民间组织如商会，来代表企业的利益，跟属地国打交道。

然而，中国在海外的商会类的组织，常按中国省份划分，如山东企业联合会，湖南商会等。这跟属地国的政府机构无法直接对接。商会对话机制不一致，会影响商会在海外的话语权。

中国企业大出海，实际上是个体奋斗的群体画像。外派管理者的身份认定变得至关重要，他们是这次大出海的“大水手”。然而这些优秀的外派人员，却面临着子女教育和家庭分散的困境，这也是政策制定者所需要正视的问题。

而在政策层面，除了商务部，还需要工信部、财政部、海关、银行等多方协作，确保在海外能够有效支撑中国保持“全球供应链领导者”的地位。这同样需要国家的系统能力的再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