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笔者7月上旬在德国、匈牙利调研中国企业出海的情况。德国部分调研结果已经发布，本文为匈牙利调研内容。)

图：从多瑙河边的佩斯城看对岸的布达城（2024年7月）

进入匈牙利机场，最让人感到亲切的是处处可见的中文指示牌。一种熟悉的感觉弥散开来，中国面孔正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多地涌入布达佩斯。

从中国到布达佩斯的航班，在过去3年经历了快速的增长。每周近20个航班，接近于疫情前的两倍。而未来可能达到42班。航班的骤然加强，就像温度计一样显示了匈牙利与中国的经济连接强度。

在这方面，对布达佩斯拥有直飞航线的宁波，无疑是先知先觉的佼佼者。商务考察在加速，工厂建设在加强。来自宁波的震裕科技，作为宁德时代锂电池结构件的供应商，已经开始在匈牙利建设工厂。实际上2023年，宁波与匈牙利的贸易额为5亿美元，占比中匈的3.5%。宁波与布达佩斯的经济线段陡然加粗，展示了民间自发的商业嗅觉的盎然活力。民营企业勇闯滩头，也正是当下进军欧洲的企业群体的鲜明写照。

布达佩斯城离机场很近，街道整齐划一，宽且很长。去往酒店的出租车似乎只在一条大街上行驶。这些街道直线纵横，少有斜穿小巷，整齐地让人心跳。皇家酒店的字样，也是随处可见。虽然都是缩水版的小字号酒店，但却清一色的小巧精致。

宽大街道的气派，跟多瑙河很相似。多瑙河的河水很宽但两岸却并没有隔离感，水流湍急却水面平齐。河两边的布达城和佩斯城就像对视的兄弟，合力将河水紧紧地抱成一团，合为一体。当夜色灯光依次点亮对面布达山的建筑时，那些似乎只有晚上才会出现的仙灵，开始为佩斯这边的城市唱响一夜的欢歌。

这座名声在外的历史名城，并非只有多瑙河的美。开阔的街道到处都是罗马式建筑，也有哥特建筑特有的飞臂。作为当年奥匈帝国的双首都之一，布达佩斯这种气派自然是要有的。

这是一个衰落的贵族样板，在这个城市的很多角落里，都能找到昔日帝国的骨架。这个曾经历过辉煌和失落的国家，一直是矛盾的结合体。在清脆的现代撞击声中，总会有遥远历史的回响。这个城市的风貌，正是这个国家的隐喻。它已经习惯在两种相反力量的裹挟中，寻找一个平衡的姿态。

匈牙利地理位置在欧洲，但又有着跟欧洲非常不同的意识，一向被看成是“欧洲孤儿”。它虽然是欧盟，但却不使用欧元。当欧盟都对投资移民计划收紧的时候，布达佩斯却敞开怀抱欢迎投资移民。2024年7月，匈牙利重新开启停摆7年的“黄金签证”，这正是欧盟最为诟病的地方。而这一点，也可以看成是对中国敞开的大门。

匈牙利正在成为中国投资新热土。2023年中国投资已经占据匈牙利外来直接投资的近60%。然而，中国快速增长的投资，在这个1000万人口的国家，却引起了巨大的不适应。在许多只有几万人口的小城居民，正在担心陆续落地的中国工厂开始争抢用水用电。微妙的情绪正在浮现。而在欧盟看来，总是有点“不听话”的匈牙利，需要受到更多的惩罚。在当下，东西方对于供应链有着很大不同看法，匈牙利则事实上成为激烈对抗的中间缓冲带。

匈牙利要成为中国制造的欧洲乐土，还能持续多久？

匈牙利政府2010年宣布推行“向东开放”政策，吸引了韩国、日本的投资浪潮。而这两年的重点，则是来自中国。中国技术、匈牙利制造与欧盟市场的金三角模式，逐渐形成一种新的地理组合模式。对中国而言，正如墨西哥之如美国，匈牙利则可以看成是欧盟的近岸制造。

匈牙利奉行了友好合作、独立自主的外交策略，而且中短期的政策非常稳定。这在当下地缘政治紧张的时刻，对中国投资格具备的吸引力。而从商业环境看，匈牙利也有非常吸引人的地方。这里的企业所得税只有9%，几乎是欧盟[敏感词]的。德国和法国都在15%以上，而在工业基础最为扎实的捷克也达到了20%。而且，这里个人的收入税，也是固定而非区间内递增。

匈牙利的招商也刺激了工厂的入驻。无论是宁德时代，还是亿纬锂能，都获得了匈牙利政府的近4000万欧元的补贴。而联想在建设匈牙利工厂，也有近1/4来自政府支持。匈牙利投资促进局HIPA显得非常专业和热心，它提供一站式服务，会派人、派车，跟着中国企业去实地考察。而工作签证，也会积极办理。这几乎已经向中国地方招商的身段去看齐了。在宁德时代投资所在地，地方政府还设有专门的项目经理，跟进每家企业进行投资激励的评定和发放。

“世界经济刮起了一股东方风，而匈牙利则在西方旗帜下航行”这是总理留下的最为有名的一段话。匈牙利抓住了这一机遇。

中国企业在匈牙利的投资，基本都是市场推动型，外部刺激信号被突然放大。规避风险、贴近客户，正是一个全球化2.0的典型布局。

中国的动力电池厂商，最初也有打算去塞尔维亚和波兰，但最后还是来到了匈牙利。塞尔维亚不是欧盟成员国，即使有大众汽车的保驾护航，也难说后续的关税变化。而波兰则对中国的投资，出现了怠慢。

亿纬的策略，就是跟着厂家走。当宝马决定在德布勒森投资的时候，亿纬很快就宣布在这里投产。它的速度比宁德时代还要快。然而更早来的却是恩捷电池隔膜材料。这些企业瞄准的都是宝马这个大客户。而宝马选择这里的原因是因为德布勒森离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乌克兰都很近。一半是辐射市场的需要，一半是吸收劳动力的考量。

欣旺达的可选之一是布达佩斯附近120公里的索尔诺克城市。但这里人口八万的小城，从未有过如此大的电力规划。整个城市的用电，还不够一个欣旺达工厂。欣旺达后来所在的城市，人口12万的尼莱市，也到处都是农业用地。当地政府需要耗资巨大来进行基础设施的升级，不过员工的居住条件可以得以改善。从2015年就在这里投产的乐高工厂，正在将这里变得更加宜居。这使得50公里外的德布勒森的中国企业员工，很多也选择在这里安营扎寨。

在匈牙利落地，尽管选城市看上去容易挑花了眼，但实际选择并不多。整个欧洲，也都是这种状态。先来者先得，后来者惆怅。宝马、亿纬、宁德在德布勒森的布局，已经将当地的工业容量撑到了[敏感词]。电力和土地，都已经饱和。当欣旺达来这里考察的时候，已经没有足够的土地。

工厂选址的游戏是单调而重复的。尼莱城市，本来是亿纬锂电要考虑的地方，后来成为欣旺达的地盘。而欣旺达最早打算入住匈牙利第四大城市塞格德市Szeged，现在则成为比亚迪的工厂。数得过来的几家公司，在数得过来的几个城市一度纠结，最后结果也差不太多。

宁德时代宣布投资建设德布勒森工厂，一度引发了当地人和环保组织的不满情绪。工厂所在地的小镇居民进行游行，抗议这样的工厂可能会耗尽当地的供水。这个有20多万人的城市，面对这样的一个超级工厂，心怀疑虑。而它后续带来的大量外国工人以及拔高物价的问题，对于当地人来说都是潜在风险。

从选址风波能够看出来，东欧小国家的资源，对于快速扩张的工业，承载能力很容易过载。在整个欧洲，也经常看到不同国家与中国企业的融合，所产生的双向不适应。包括国轩高科在内，共有五家企业进入瑞士信托GDR市场，在欧洲进行上市。然而瑞士证券市场的资本池，本来容量也不大。五家中国企业的到来，很快就使得瑞士资本市场告急。这就像是一口小池塘里，到处都是欢快的鱼。突然来了一头大象，一口水喝下去，整个池塘立刻就感受到水位下降，每条鱼都感到恐慌。瑞士上市公司这条路，马上就堵死了。

中国企业的集体出动，拍马杀到的景象，让欧洲资本市场无从适应，制造能力也在蜷缩中无法释放。瑞士狭小的资本市场，和匈牙利饱和的城市空间，都暴露了欧洲各国家的“小市场、多样化”的结构性形态的本质。4.5亿的欧盟人口，分布在27个国家，每个国家对突然扎堆的工厂群，都会有点“幸福过了头”。

慢火平衡态的欧洲，与极速放大态的中国，并非自然相融。其实渴望再工业化的西欧，或者是极度需要制造业的东欧和南欧，对于中国制造的落地，并非都是烈火与干柴的拥抱。政党敌意依然是广泛存在的，本地舆论的片面性是压倒性的单边倒。中国企业出海东欧，并非面临着一个最好的时机，这更需要落地为善、经营为久的策略。亿纬锂能在其德布勒森电池工厂开始建设后，与当地社区、市民大量沟通，赞助德布勒森足球队等，尽量让当地市民不产生反感情绪。

中国技术、匈牙利制造与欧盟市场的金三角模式，远远还没有成型。欧洲工厂与中国制造，二者就像热水器的冷水阀和热水阀一样，都需要重新调整调节容量，才能释放平和的能量。

超级工厂，似乎是一种并不适合欧洲的形态。中国动力电池工厂，在匈牙利的窘境，正是这种写照。而特斯拉在柏林的超级工厂，无法发挥最大的价值。本地人甚至可以烧掉工厂的变压器。

就连全球半导体设备最炙手可热的荷兰ASML光刻机，也要闹着离开荷兰。目的也是要逼迫政府，解决社区、市政配套。在本土的投资，都有困扰。

面对分割的欧洲“小国家”的局限性，这并非只是对中国企业的考验。挑战是双向的，即使欧洲国家，也没有现成的工具箱来应对这一切。手忙脚乱，前后不一，则是这种过渡态的表象。因此令人感到迫切的需要，是一种建设性思考，要在各方高层中有更大的交流。如果各方不能在这种“平衡态与放大态”冲突下，建立合作态的架构设计，将会导致欧盟、欧洲国家和中国等利益攸关方，各自为政。这种架构设计的不作为，对于中欧的未来，将会是灾难性的。遗憾的是，没有任何一个企业能够做到这一点。即使是德国对华友善的大众汽车、博世零部件集团，甚至在匈牙利巨资投入的宁德时代，都无法独力完成。

无法完成共识的合龙，每个企业最后都是意见碎片化的受害者。

英国经济学家古德哈特在《人口大逆转：老龄化、不平等与通胀》一书中，将中国和东欧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回归世界贸易体系，各自爆发性地释放2亿多劳动力人口，看成是全球化的关键动力。这个陡峭的观点，令人惊讶，既难以证真也难以证伪。但毋庸置疑的是，在全球化大流动的黄金时刻，中国劳动力与跨国公司的技术流动，进行了最好的结合。这也使得全球化的进程大幅度加快。

当人们过于关注中国崛起的时候，对东欧劳动力对于欧洲的助力采用了忽视的态度。然而在当下，拐点已到。地缘政治的影响正在加大，半[敏感词]性地损害了中国劳动力与全球化技术的结合面。跨国公司的技术流道，正在全球地理空间上寻找新的劳动力结合点。而中国技术则不得不与中国劳动力分离，反向出海，也在寻求与新的劳动力的结合。在欧洲，东欧劳动力即使能够保持着原有的高位势能，但要完成中国技术的承接，还需要一个漫长磨合的过程。中国管理者，还有更高的门槛，需要迈过。

匈牙利的工资涨得飞快，在过去5年工资已经翻倍。一方面是匈牙利货币福林变得越来越弱，也有大量投资涌入争抢劳动力而形成的结果。

在匈牙利，第二大城市也就30万人口。这种原来已经平衡的人口和经济结构很难支撑得住中国投资的大量涌入。

对于匈牙利这个人口1000万，面积相当于浙江省而言，任何一个城市在面对中国急速挤进来的巨额投资，就像小池塘来了一头大恐龙，水花四射。在匈牙利，2023年中国的投资占比60%，而美国的投资占比9%排第四，也在快速上升。

小城市是无法提供足够的劳动力。水电基础设施更是无法支撑。对当地民生而言，可能已经感觉吃撑了。而对企业的决策而言，宜早不宜晚，会更容易获得较好的条件。已经有中国企业来匈牙利调研之后，可能不得不转向塞尔维亚和波兰。

地方政府表现了招商的迫切性，而这些机构对于投资绿地项目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能够创造多少个就业岗位，而非资金投入的本身。这种先例处处可见。苹果在回应政府的企业回归行动中，曾经承诺在美国投资10亿美元，建设数据中心。然而很快人们就发现，如此巨资不过带来区区的50人就业，这让这笔投资的价值大大降低。

保护就业是政府投资的关键一条。对于在外部资金发生的并购案件，当地工会和政府的第一个条件，就是不能裁人。

政府的剧本，并非完全反映出居民的形态。在欧洲很多城市里，本地居民与当地政府对于外部投资的想法，经常表现得不一致。一家企业并非因为投资，提供了就业岗位，就会成为当地居民非常欢迎的救世主。中国制造商往往也需要建立反向视角，小心处理好当地人的想法。

这需要耐心和时间。而对于缺陷也不能夸大太多，而要防止预判陷阱。深圳当年是小渔村，一开始建设的时候，也同样是缺人缺电。就劳动力而言，要看欧洲整个大市场。不同的国家势能差之间，人口流动会变得更容易。而匈牙利周边接壤的国家很多。只要工资够高，劳动力会形成流转。这种流动性，甚至比印度的邦政府之间的流动，还要便捷。虽然匈牙利缺乏中低端劳动力，但在这里大力投资的韩国制造商，已经跟地方政府，找到一种解决方式。匈牙利提供一种用工签证，可以面向其他国家的工人。韩国正在从东南亚引入劳动力，三年一轮换。这种方法，估计很快也会在中国工厂里使用。而跨国籍的员工管理，将是中国管理者的真正考验。

至于匈牙利缺电，也会逐渐缓解。毕竟由于企业生产的产能是按时间梯度依次拉升，这个过程中，匈牙利电力也会逐步跟上来。匈牙利的“保克什”核电站离布达佩斯100公里，生产了匈牙利近一半的电力。而由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提供的“保克什”核能电站扩增项目，已经开始启动。在能源保障方面，匈牙利比任何欧盟国家，都是一个追求平衡感的现实主义者。

对于河两边两个城市连接的平衡感，造就了多瑙河的独特之美。这一点，中国游客早已领教。但对于匈牙利的投资吸引力，大部分中国企业家还是后知后觉。直到2019年，中国企业家们好像刚刚来到赛场上。赛道上瞬时挤满了中国选手，大干快上的节奏迅速传开。

三个国家在匈牙利的布局，很好地反映了不同跨国公司的气质。

这其中，日本下了先手棋。这是一种自觉国际化的企业本能。1992年，铃木在匈牙利的工厂就开始投产，它是日系车企中首家进入东欧市场的公司。在匈牙利的“向东看”策略出台之后，子公司马扎尔铃木公司追加投资。这种立足国际化的长期既定战略，自然为铃木带来丰厚的回报。

匈牙利2023年市场销售10.7万辆，马扎尔铃木占比超过12%。在匈牙利50万辆产能中，铃木的产量超过30%。2023年它完成了28亿欧元，逆势向上。而在2018年这一收入为20亿欧元。同样，铃木在印度的子公司玛鲁蒂铃木，也占据了印度汽车市场的50%。铃木是中国小型汽车的师傅，中国小车之王的上汽通用五菱、长安奥拓、东风小康的崛起，将铃木基本赶出了中国。但离开中国的铃木，反而发展的更加强劲，依然在海外多个国家占据垄断性的优势。这一点，跟在中国毫无显示度的三星手机，依然是全球手机霸主的现象，非常类似。离开了中国市场，这些企业依然是全球霸主。而在中国是霸主的中国企业，离开了中国市场，往往建树微薄。这之间的差距，正是本土企业与国际化企业两者的落差。

韩国企业在2015年前后，进行了新的一波全球化布局。这个落子动作，尚未被国人所熟悉知晓。日本在2010年就喊出“中国+1”，试图呼吁日本制造摆脱中国供应链基地。但这个呼声，并不被日本企业所理睬。但韩国企业，却用脚板投了票。三星随后在越南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现代汽车集团起亚，在2016年开始在墨西哥新莱昂州的蒙特雷投资10亿美元，在供应链沙漠上建立现代汽车工业园，现代汽车的供应链尾随跟进。

德国一度是匈牙利最大投资来源国，占外国直接投资总量的21%。这其中德国汽车的心血倾注，匈牙利是德国三个豪华汽车BBA集团在中国之外的唯一两个同时投资的外部国家。宝马投资匈牙利东南部的第二大城市德布勒森，彻底地改变了这个城市的面貌。宁德时代、亿纬锂能的跟随入驻，使得这个城市正在变得拥挤。

在中东欧，LG从2016年就分别在波兰和匈牙利科马罗姆建设电池工厂，为大众汽车做好准备。LG电子在2020年与加拿大汽车代工之王麦格纳成立了合资公司，而它的电子动力总成系统，就落在了布达佩斯东北140公里的米什科尔茨(Miskolc)。

2017年，三星SDI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以北30公里的Goed。此前这里是三星SDI等离子体显示面板的工厂，但产业形态正在发生巨大的转型。韩国已经退出液晶显示面板产业，这些旧资产也在快速完成切换。至此，三星SDI在韩国蔚山、中国西安、匈牙利Goed，已经形成了全球动力电池的金三角生产地。

迟来一步的韩国高镍正极材料制造商EcoPro BM，则在匈牙利的德布勒森建造其第一家欧洲工厂，为Goed的三星SDI进行供货。韩国在匈牙利优先完成了动力电池的布局。这得益于韩国对全球地缘政治的敏感性。

而随着三星等韩国企业入驻匈牙利。在2019-2022年韩国超越德国，成为匈牙利的最大投资国。这也成为匈牙利实施“向东开放”政策的一个注脚。

在日本的全球化布局和韩国的地缘政治的两轮布局之后，中国制造加入其中。迟到的中国制造，选择了以奔跑速度和投资压强取胜。铃木在匈牙利三十年累计投资超过20亿欧元，而宁德时代在三年之内的投资则超过70亿欧元。投资强度，相差30倍以上。这种压强差，反映了一种中国绿地投资的急切性格。它的背后，则是推搡中企业的扎堆行为。2023年匈牙利外国直接投资总额超过130亿欧元，同比翻番。而这其中60%，就是来自中国。

狂飙猛进的投资浪潮中，中国企业的性格也得以放大。战略判断的时差，用战术加速来弥补。这样的动作，很容易出现变形。

很多中国企业的经营，依然是粗狂式出海，对地缘政治有敏感度，但对出海的复杂性却并无敬畏之心。在欧洲，法规、环保，税收、以及党派政治等各类太多的信息，都需要企业家建立广谱天线，进行接收。

对于这些基本常识的漠然，往往容易使得各家企业在前期阶段，前赴后继地跌入同一类陷阱之中。而企业解决的方式，往往是通过挖人来避免掉入陷阱，而没有形成企业自己的主动性防御体系。

中国对于出海的选择，往往都是想象力决策。选择地址，似乎成为企业家“饭桌上的决定”。企业管理者之间口口相传，就会决定去那里，“你去我也去”的心态非常普遍。听哥们说的，而不是听会计律所，这是很多企业出海的惯例。

2018年国内女装风头最盛的上海拉夏贝尔，分两次实现了对法国时尚品牌Naf Naf SAS的全资收购。但在收购之后不足一年，该品牌就宣布因无力清偿供应商及政府欠款，而启动司法破产。这次不足一年的闪电战，拉夏贝尔损失巨大。它以4.5亿元人民币收购的资产，在清算只获得了800万元。而此后，快速扩张的拉夏贝尔也开始一蹶不振。在并购过程中，但凡能有详尽的尽职调查，就绝不会发生的事情。很多调查都只是走个程序，无论结果如何都要完成领导的并购意志。

任性的老板，往往过于自信，不相信律所或会计所。然而，这种自信会以一种延迟惩罚的方式出现。往陷阱四伏的欧洲并购与投资，成为专治“任性老板”的地方。

很多企业陆续跌入坑内，说明这个投资群体广泛地缺乏公共知识，缺乏集体性防御。头部企业对政策风险，还能相对全面地认识，但中小企业却要差很多。

例如电动小摩托车，与电动滑板车，如何能够上路，适应何种交通规则？自行车应该停在哪里？这些都涉及到路权确认的问题。不同国家各有不同，在德国法兰克福市政府，交通局下的一个处，负责法兰所有的路权，包括出租车和自行车。而在匈牙利，许多工业厂房的标准是缺乏的。许多企业认为没有标准是好事，就会自行制定。然而，在合适的时候，相关法规就会开始生效，根本不在乎当事人是否知情。这种权责追溯的牙齿，往往显得异常锋利。这种小坑，比比皆是，消耗了很多企业有限的资源。

投资中的细节，也会让中小企业崩溃。在德布勒森的宁德时代工厂，或者亿纬锂电工厂，有很多工程师都是来自国内。这种签证并不容易，但对于工业巨头则并非难事，地方政府有良好的诚意来配合大企业的行动进程。而对于很多中小企业，则要困难很多。

这些磕磕巴巴的不如意，和超级现实的操作细节，聚集在一起，就容易被放大成一种巨大的门槛。

这个时候，本来能够承担“建立集体防御机制”的中资企业商会，起到的作用也少得可怜。当组织企业开会的时候，企业之间明显相互提防。既然交流有保密性，那么公共知识，则不可分享。企业的成长速度自然会迟滞，发育不良。

当前企业的出海，已经在全球落地开花。但无论在泰国、越南，还是德国、匈牙利，一个普遍的共性问题，一直未能得到解决。商会的战略价值，一直认识不足。而商会自身能力的孱弱，也是一个既成事实。毕竟，商会在海外的困境，其实是一个国内缺陷的外溢现象。在国内，中国的行业组织机构或者商会，也很难起到有价值的协同和共生的作用。

这一点，德国树立了令人信服的榜样。德国工商会AHK是一个国内工商机构的海外组织，它重要责任就是为德国企业的保驾护航。AHK在德国企业投资的地区，规划出一个深水港湾，庇护着德国出海企业。作为一个半官半民的机构，它有会员费的收入。但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自负盈亏的市场化组织。服务企业，是它天生的职责。无论是企业联络、咨询、培训，替企业向在地国发声，都能够真正成为中小企业的朋友。这是真正建立市场与政府双重影响力的机构。

当人们关注德国的隐形冠军、关注德国的双轨制的时候，德国海外工商总会AHK的战略性价值，却被意外地忽略。中国企业出海，从全球生长的大周期来看，其实还处于一个幼稚期。类似的组织在过去并不存在，也不需要。而那些看上去类似的机构，实际的工作内容似是而非，而服务企业的功能则相去甚远。在当下，如何建立一个类似德国工商会AHK一样的组织，成为是中国企业出海的重大命题。

中国还需要高阶能量的组织设计，才能让出海企业，真正拥有集体经验，并建立起集体防御机制。

匈牙利并不具备强势的工业文化，但作为欧洲大家庭的一员，它与东南亚迥然不同。这里的教育素质普遍很高，管理者水平也经过全球化的二十年洗礼。对于中国制造的落地，本地管理者的融合，依然是吃得开的通行证。

离匈牙利汽车零配件之都米什科尔茨20公里的地方，有一座化学城市：卡辛茨巴茨卡市。该市人口不足3万，但却有3000多本地人在“中匈宝思德经贸合作区”工作。这里以化工为主导产业，配套轻工和机械加工等制造基地。13家企业中，有6家为中资控股企业。这得益于领头羊企业的落地，形成的巨大溢出效应，滋养了更多的中资企业在此落脚。

宝思德化学公司一度是匈牙利最大化工企业，它的聚氨酯PU产能在欧洲位居前列。从2008年起，公司连续亏损。破产之后，烟台万华集团在2011年正式完成收购。

对于烟台万华而言，面对德国化工巨头巴斯夫BASF在中国的强势，也需要在欧洲后花园找到一把尖刀。这种产能的布局，是一种全球化的对冲能力。然而一开始的几年，企业一直处于亏损状态。万华的高层，也不得不花费一半的时间，蹲点和寻找机会。直到四年之后，这个公司才终于开始盈利。

时间的修复，并非只有盈利能力。在本地的嵌合，也至关重要。宝思德在当地已经属于大型企业，镇上有十分之一的人口都在为这个公司服务。并购完成后，万华并没有让自己处于主导地位，而是更多考虑与本地民生的结合。这个工厂对外提供社区服务，工厂医院可以为当地人服务。而设立的幼儿园，也对当地人开放。

医院、幼儿园的存在，让万华这里的工厂产生了溢出价值，流淌在小镇的这个圈子里。它带来的是可信赖的美誉度，超越了品牌的国家属性。这是一个跨国公司所刻意建立的社区公民身份，它也让员工的归属意识变得更加强烈。

烟台万华的本土化，是一个长维度时间的本地化样本。如果要在更短历史的新工厂里寻找答案，联想布达佩斯工厂，是另外一种快速有力的样本。从首都驱车向东30公里，四面绿油油的田野里，灰色的平顶厂房是令人惊讶的闯入之物。厂房的边界，就是远处蓝天白云的唯一天际线。而联想Lenovo的红色标志，就像一个红色箭头一样，插在绿色农田里。

这是一个快速发育的工厂，它只用10个月就完成产线的建设，并成为欧洲的服务器重要生产基地。这里的工厂，只需要将联想在深圳的母本工厂，按配方配置一遍即可。联想的IT软件、制造系统，已经形成了“一个联想、一套系统”的全球化统一。一套系统的快速复制和落地，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工厂建设经验。在未来，流动工厂将极为普遍。能够快速完成工厂复制，将是一种稀缺的核心能力。

然而更稀缺的是文化落地能力，这是许多企业出海的命穴。当三个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工厂管理层，专注于解读联想品牌的故事和工厂的实践，一个全球企业的行事理念已经在房间里回荡。这些相互传颂的声音，会随着这里的1000多名员工，在日常的生活之中，在更远处回响。

多元化是这个工厂最强烈的线索，它用各种方式编织成为一个旋律。这里的员工来自15个国家，为70多个国家地区提供服务器和电脑产品。而工厂中使用的大部分零部件，都是从中国运过来的。四目望去，联想匈牙利的内部看上去是一个彩色工厂。无论是橱柜，还是车间区隔墙，都是七彩造型，充满了活力。而在色彩中，也充满了管理者便利性的考量。在这里“可视化”做到了[敏感词]，在流程进度监控屏幕上，不同颜色代表不同的进度状态。而在车间里，每个人的工作服都分成各种颜色，轻蓝色代表质量管控，浅绿色代表维护。色彩斑斓，是这里的现场管理的一个突出要素。而它也正是文化包容的最大含义。工厂的每一个角落，并非只有门口的大标识所展示的一种联想红。内在的斑斓，更为重要。十四年前，联想曾经因为全球化的碰撞，而启动了寻求包容文化的“联想之道”。至今，它已经无形地融入到企业的系统之中、某种意义而言，联想是一个全球公司，而不是“全球化”公司。它已经度过转“化”的阶段。或者说，这是一种“羽化成蝶”的“化”，一种自由向上的状态。而那种穿梭在日常生活中的形象，在匈牙利大街的公交汽车上，一眼就可以看到。

每个企业在这里落脚的方式，各有不同，时机至关重要。在匈牙利，化工医药也有着很好的产业基础，生物医药方面的人才储备也不错。但即使如此，国内柠檬酸巨头，安徽丰原集团在匈牙利的投资，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光。2011年开始投资启动，但工厂直到2019年才开始投资落地，而达产时间则可能要等到今年年底。这是借助匈牙利政府投资的项目，但企业也有足够的耐心，等待最好的时机。这期间，丰原集团也在国内积极培养合适的工程师。它在安徽蚌埠市，跟安徽省聚乳酸应用研究院，一起建立了丰原海外工程师学院。这个样本非常好地解释了当企业大出海的时候，还需要寻找更多的社会合力。企业出海，功夫在海外，修炼在国内。

布达佩斯的安德拉什大街，是一条类似中国的长安街，是这座城市最重要的街道。在街道的中央地带，有一排八角型的建筑群。四个中心位置地带的户外广告，多年一直是中行、华为、劳力士和三星的天下。然而在最近，华为的广告已经不再出现。

这个繁华街道的广告牌，见证了华为在欧洲的征战历程。

2016年，欧洲是华为最大的海外市场，销售收入近1600亿元，占华为总收入30%。华为在欧洲各个城市都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并与本地社区交织在一起。华为的中东欧及北欧地区总部设在华沙，一度与波兰关系良好。

而在2019年开始，地缘政治的影响已经在欧洲各地浮现。这一年年初，波兰率先发难，使得华为的正常经营已经变得困难。随后华为不得不在各个城市进行更加艰难的防御。唯一友善之地，可能就是匈牙利。华为开始在这里成立了新的研发中心，而多年以前在这里布局的华为欧洲物流中心，也成为华为的重要海外仓库。然而欧洲市场消失是明显的。华为手机在欧洲的市场份额曾经近15%，而现在跌落明显。保留户外广告，或许已经没有意义。而新的品牌商LG的面孔，替代了华为在八角楼的位置。

中东欧地区最大的太阳能发电厂，通用机械集团旗下的中机公司，在考波什堡100兆瓦光伏电站已并网发电，为匈增加5%的光伏发电容量。然而这笔资产，在2023年已经进行转让。对于中机这样的公司而言，拥有重资产进行运营，是一件前途未卜之事。

欧洲市场依然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匈牙利的“友华”，也不需要被过度放大。全球化2.0时代，各地都有复杂的政治博弈和社会生态。机会主义者固然不可取，但长期主义者也未必就能完全抵御风浪。建立何种角度的风险透镜，每个企业都会有所不同。但投资狂飙之下，放慢速度未必是坏事。全球化进程是以十年为周期的渗透工程，不以当下加速度论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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